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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秋雨:文化到底是什么?

  你们如果到辞典、书籍中寻找“文化”的定义,一定会头疼。从英国学者泰勒(E·BurnettTayor,1832-1917)开始,这样的定义已出现两百多个。那两百多个定义,每一个都相当长,我敢担保,你们即使硬着头皮全部看完,还是搞不清楚文化到底是什么。请记住,没有边界的国家不叫国家,没有边界的定义不是定义。

  文化定义的这种毛病,让我想起了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洛威尔(A·Lawrence Lowel,1856—1942)发出的叹息:

  在这个世界上,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。我们不能分析它,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;我们不能叙述它,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形状。我们想用文字来定义它,这就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:除了不在手里,它无处不在。

  文化确实很难捉摸。因此,我们的传媒在讲述文化的时候,也只是说它有可能发挥的效果,如“凝聚力”、“软实力”、“精神家园”等等,都是比喻,至于文化本身是什么,还是没说明白。近来又有不少地方把文化等同于“创意产业”,这又把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了。因为文化中那些最经典、最高尚的部位,早在千百年前就完成了“创意”,更难以完成“产业”。

  按照我的学术经验,对于那些最难下手的大题目,可以从它的裂缝处下手。你看,文化在这里就露出了它的一条裂缝:我们身边有很多跨国婚姻一一离散,离散的原因大多是“文化差异”。然而仔细一问,男女双方既不在“文化界”,也不是“文化人”。可见,“文化”的含义远远大于文化部门和文化职业。这条裂缝,可以让我们窥知文化的真正奥秘。

  我们现在所关注的文化,既不能大到无限广阔,又不能小到一些特殊的部门和职业,那它究竟是什么呢?看来,还是想办法给它一个定义。三年前,我在香港凤凰卫视的《秋雨时分》谈话节目中公布了自己拟定的一个文化定义。我的定义可能是全世界最简短的——

  文化,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。它通过积累和引导,创建集体人格。

  对于这个定义中的几个关键词需要解释一下。我前面说到不少跨国婚姻因“文化差异”而离散,其中一个例子,就是作为丈夫的华人每年清明节必须从美国的公司请假回故乡扫墓,使他的美国妻子觉得难以理解。这就在“精神价值”和“生活方式”上,说明了“文化差异”是什么。

  文化是一种时间的“积累”,但也有责任通过“引导”而移风易俗。在这个动态过程中,渐渐积淀成一种“集体人格”。中华文化的最重要成果,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。

 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(1875—1961)说:“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。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,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。”他在这里所说的“浮士德”,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名,而是指德意志民族的集体人格,也就是德意志文化的象征。这种集体人格早就存在,歌德只是把它表现出来罢了。

  在中国,自觉地把文化看成是集体人格的是鲁迅。他把中国人的集体人格,称作“国民性”。他的作品《阿Q正传》、《孔乙己》、《药》、《故事新编》等,都在这方面作出了探索。因此,直到今天,他还是高出于中国现代的其他作家。

  当文化一一沉淀为集体人格,它也就凝聚成了民族的灵魂。必须注意的是,民族的灵魂未必都是正面的,从歌德到鲁迅都曾经深刻地揭示过其间的负面成分。

  所以,大家看出来了吧,我的定义虽然简短,内涵却是不小。这不是我的功劳,而是文化在本性上的必然诉求。

  由于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、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,因此在任何一个经济社会里它都具有归结性的意义。十几年前,在纽约召开的“经济发展和文化转型”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,各国学者达成了一系列共识,值得我们参考。

  “一个社会不管发达和不发达,表面上看起来是经济形态,实际上都是文化心态”;

  “赚钱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衣食,而是为了荣誉、安全、自由、幸福,这一些都是文化命题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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